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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以锦 陈晨

河南“钴60事件”中,当地居民“集体出逃”。经过干部拦劝、贴发告示、电视播放、短信劝阻等传统宣传手段和权威媒体传播、新媒体传播的立体组合式宣传才使得出走民众回归,如此大规模高成本的宣传才将不该发生的闹剧平息。群众虚惊一场,既对谣言的始作俑者感到愤怒,也对地方政府长时间的“失声”感到不满。“钴60事件”让媒体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个命题——权威媒体在谣言前能做什么?

“钴60事件”的深刻教训:一旦权威媒体失去公信力,谣言“绑架”公众的强烈破坏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

2009年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放射源完全处于安全状态”,谣言不仅未能平息,反而引起了7月17日的全城出逃事件。为什么?原因在于此前的“封锁消息”,使人们已经对这种“权威”信息产生了怀疑。在放射源卡在了井口之初没有及时起动预警机制,通过权威传播以消解人们的疑惑;在谣言刚出现时权威媒体依然不作为,直至大规模流传才紧张应对。错过了最好时机,权威媒体已不再权威了,人们跟着谣言跑。其留的下恶果显而易见,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权威媒体的公信力遭到了极大损害,一旦权威媒体代表的话语权遭到公众责疑,这对以正确引导舆论为使命的权威媒体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无论杞县有关方面是否承认自己在“钴60事件”中存在延迟发布信息的工作失误,在杞县地方政府的严控下,权威媒体(包括电视、广播和报纸)在6月7日放射源卡位故障发生时到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缺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整整一个月里权威媒体销声匿迹,为谣言的大行其道留出大片空间。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不公开,新媒体公开;境内不公开,境外公开;权威信息不公开,谣言满天飞——这是石首等地的突发事件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在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要是“封锁消息”,或者在遮掩不住之后才“延迟发布”的话,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陈旧新闻理念将让地方政府处于极为被动的位置:既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让事件有了蔓延的危险,地方政府也备受外界“捂盖子”的指责而吞咽费力不讨好的苦果。“钴60事件”中的杞县步石首的后尘,又一次吞下了这一苦果。

从这点考察杞县地方政府在“钴60”事件中的表现是令人质疑的,它带来的教训是:依靠删帖、不予通报的传统封锁消息的方式对抗谣言是掩耳盗铃的行为,这不仅无法平息谣言反而使民众更添疑虑,给谣言推波助澜。而当谣言蔓延之际再来救火,其付出的成本将要远远高于在在谣言出现之时辟谣的成本,回避的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无论是在谣言出现之前、出现之初乃至扩散之后,权威媒体只有摆出一副直面谣言的战斗姿态,才有在与谣言的博弈中胜出的可能。然而谣言并没有随着开封市政府在7月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辟谣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为之后的全城“集体出逃”埋下伏笔。辟谣反而造成了谣言的井喷,原因在于权威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因权威信息滞后已经遭到了公众质疑。

由此可见,权威媒体不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已经失职,这是主动让出话语权的表现,为谣言的出现留下空间;待谣言兴起后,权威媒体避而不出,舆论空间完全被谣言霸占,此时权威媒体已经在道义上失信于民,公众找不到权威媒体“失声”的理由,只能被谣言绑架。权威媒体在和谣言的博弈中节节败退,最后被谣言逼得招架不住才还击,这对权威媒体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因为媒体存在的基石是公众的无条件信任。公众相信权威媒体的新闻是因为他们天然的相信记者已经进行了核实,虽然他们没有没有看到记者核实的过程。当这种天然性被质疑的时候,权威媒体和谣言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

谣言的存在是一个常态 ,权威媒体占领舆论的制高点要有非常态的手段

7月18日河南警方抓走了“放射源泄漏”谣言的5名传播者,其中一名张姓造谣者被开封县公安局以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刑事拘留,其余4名因为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处罚。5名传谣的网民应否被拘,这是个法律层面的问题,这里姑且不论。但地方政府回避谣言得以发酵的真正原因,如果不为自身的行政不作为反思,而又习惯性的将责任归咎于少数人的“别有用心”和群众的“不明真相”,这是推卸责任的惰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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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谣言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多少年来就是如此。在信息社会里,谣言的传播会更多更快,这点我们难道还不清醒?谣言的本质是信息,信息一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以大众传播媒介的方式传递,另一个是以口传媒介的方式在群体间口头流传。在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中,谣言的存在是一个常态。社会总是复杂的,特别是当今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堆积,人们又处在互联网兴起之后的信息社会中,谣言借助现代传媒技术的传播更是迅捷和专业。各种谣言的区别只在于谣言的传播方式和其社会影响的规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有的所谓“谣言”有时甚至会有益于社会,即“谣言”最后被证实是真实的时候,由于这种“谣言”的及时传播使人们避免了某种灾难。因此,法国的传播学者让·偌埃尔·卡普费雷在其传播学著作《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中定义谣言时,回避了谣言是否一定“虚假”的问题,而将其定义为“在社会生活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某7月14日在从某论坛转发到天涯论坛的帖子中发布的“要爆炸…只能坐以待毙”等信息属于谣言,因为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宣称:“放射源至今完全处于安全状态,该卡源情况不属于辐射事故。”但开封县网民张某绝非第一名造谣者,谣言从杞县流传到开封县必然要经过多级的口头传播,这个庞大的谣言传递网络都属于虚假信息的传播者。谣言引起恐慌的责任不只是谣言的始作俑者,淹没在群体中大量“信息中转站”也具有同样的责任。

问题为什么有人会相信谣言?就是权威信息变得不权威了,加上历史的经验证明有些“谣言”并非谣言,于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我们的权威媒体打造得更权威。在谣言和权威媒体的关系中,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权威媒体的古老对手,是对权威媒体的一种回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官方开口。谣言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尤其是出现某些异常情况时,人们为了消除因此而引起的心理负担,总是想打听各种各样的信息,谣言便应运而生。因为传谣本身就是减少焦虑的第一步——听到谣言者也许指出谣言所谈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会让传谣者心安;倘若谣言得到附和,传谣者也会因为觉得危险被众人分担而主观感到危险减少。因此,在造谣是常态的情况下,官方通过权威媒体发出权威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可惜的是,杞县在与谣言这一古老对手的较量中,官方和权威媒体未及时开口。这种传统的无动于衷的思维方式,必然引起群众更多的猜疑和焦虑。“钴60事件”乃至这之前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再三提醒人们,在突发事件发生之时谣言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地方政府不要心存侥幸,想要通过揪出几个“别有用心”的造谣者来阻止群众议论是回避矛盾和职责的鸵鸟政策。

既然谣言是对权威媒体的一种回击,是人们需要安全感的保证而迫使官方开口的一种方式,这时掌握核心信息的官方媒体(党报、电台、电视台)发布真实信息以消解公众的疑虑则是无可推卸的本职工作。这时权威媒体应该在言论空间直面谣言的挑战,依靠诚意、透明度和迅速在第一时间将谣言的传播范围限制在最低。杞县地方政府在异常事件发生后、人心惶惶的一个月时间内不向民众通报任何消息,这对后来的谣言发酵、居民外逃的事件的发生具有直接的责任。面对诘责,杞县有关方面给出的解释是:“从6月7日凌晨卡源事故发生后…上级环境部门认定没有危险。既然没有危险,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小题大做,也不用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公布信息。就好比一个人身体没有病,那还用得着大喊‘我没病’吗?”这个回答不禁让对地方管理者有着善意期待的民众瞠目结舌,难道大批居民出走、数十万人口折腾的后果还没让他意识到地方政府主动告诉公众“我没病”是多么必要么?在谣言出现之前缺乏预警,在谣言出现之后不做辟谣,这首先就延误了消灭谣言的战机。

通过审视杞县的经验教训,我们权威媒体在与谣言的搏弈中,应在占领舆论的制高点方面具有非常态的手段:一是抢占先机。在辟谣的时间上,杞县官方用反面典型证明谣言风起之前无疑是公布信息的最好时机,权威媒体主动消除民众疑虑,当然这需要地方政府的机警预判;如果碰到特殊情况,按照相关条例消息暂时不宜公布,但谣言乍起之时必须迅速与有关方面沟通、拍板,抓住辟谣的最好时机,这样权威媒体在和谣言的正面交锋中,会更容易赢得民心。二是打通权威信息的多种传播信道。这样做,可以使得辟谣效果更佳。在现代传媒条件下,既要利用传统媒体,也要利用新媒体,甚至人际传播这种原始的传播方式也可以相机派上用场,效果可能出奇制胜。传播效果依赖于受众的对信息的接触次数,重复的力量不容低估,事实上谣言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重复的口口相传。三是运用多信源策略。在辟谣过程中多信源的策略也会起到显著效果,仅靠官方的新闻发言人只是增加了多一条同质传播渠道,其效果和一个官方的频道、一张政府印刷的传单区别不大,而谣言的扩散正是因为民众已经对官方消息渠道的不信任。这时,来自专家、非官方权威人士、民间意见领袖的信息无疑会给狙击谣言的力度大大增加。杞县在事态后期辟谣的多信源策略,我们还是该予以肯定。当时,2000多干部走向街头和村庄、县广电局所管辖4个电视频道全部播放访谈、开封市政府通过手机短信滚动播发通告、开封市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无疑是多渠道的表现;电视台对专家、对县环保局局长、对七里岗村支书的访谈和杞县县长李明哲紧贴着辐照室大门接受采访又是多信源的策略,这些“灭谣”的举动最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公开信息使易引发恐惧的举动不再让人模糊不清,让权威媒体在与古老对手谣言的竞跑中赢在起跑线上

卡普费雷认为辟谣甚至还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即使人们知道辟谣是真的,谣言也可能给他们带来恐慌。因为辟谣行为包含着两种交流:一是使那些未听说过谣言的人知道了谣言,二是试图说服那些知道谣言的人。由此可见,辟谣是个精细的技术活,绝非是让官方发言人照本宣科即可。美国社会学家特·希布塔尼的对谣言有个著名的定义:谣言=(事件的)重要性X(事件的)含糊不清。公式表明如果(事件的)重要性和(事件的)含糊不清两个变量其中一个为零的话,谣言将不复存在。这也指出了权威信息辟谣的努力方向——通过披露信息将事情的模糊性降至最低。从时间上考量,信息公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平时作为常态的信息公开,二是在容易引起谣言的异常事件发生之后,为消抵不良影响而额外做出的信息公开。对于前者,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若地方政府真能大力贯彻,使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升,使信息公开成为社会常态,在突发事件发生之时往往能将谣言消弭于无形,权威媒体在和谣言的博弈中就能在起跑线占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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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60事件”结束之后,有媒体认为 “杞人忧钴”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的无知:“利用钴-60辐射储存大蒜,是一种常用的核技术;钴-60在辐照室进行工作,是不会对辐照室外造成直接辐射影响的;即使发生卡源故障,也可以看作正常工作状态的延续……裸露在空气中,会造成钴-60泄漏直接辐射,甚至说‘要发生爆炸’是缺乏核物理常识的”。一条如此缺乏技术含量的谣言造成了大恐慌,不能不让人痛惜。“钴60辐射”技术与杞县民众日常生活联系密切,他们对“钴60”的无知正是由于权威媒体的失职。美国传播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认为大众传播具有“社会化功能”,即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和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当地居民通过这次事件能明白他们处在安全的环境中,但在此之前,“辐射”两字就有点敏感,试想,如果在杞县利民辐照厂在上马“钴60辐照”蔬菜杀菌工程之前,权威媒体对“钴60”的信息足够公开,包括“钴60”的工作原理、是否会产生危害、发生事故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事故中公众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等这些知识都事先普及给公众,在“钴60”辐源发生一次常规故障之时也不会造成如此恐慌。《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对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钴60”相关事宜显然应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信息”里边。事先的公开讨论不仅缓解了公众因未知带来的恐惧,还能够给公众设置谣言的“防火墙”,在谣言来临之际公众能够依靠自身的知识将谣言识破,权威媒体从而做到防患未然,在与谣言的博弈中赢在起跑线上。

如果说人们对“辐照”、“辐射”认识不清,这种模糊性已留下了隐患的话,而当地在处置这一事件中的一些异常举动带给人们的模糊性则将这种隐患彻底引爆。模糊的存在又将群众的某些“合理想象”联系在一起,最终引发恐谎。卡普费雷讨论谣言诞生原因时认为:“很多谣言都是源于一件搅乱人心的事。在不断交流信息的过程中,人们总是试图将他人七零八碎的叙述像拼图游戏般再把它们拼凑起来”。在“钴60事件”中,我们同样能找到将“放射源故障”拼凑成“发射源泄露要爆炸”的过程。据《人民日报》的7月22发表的《“杞人忧钴”,真相为何没跑过谣言?》调查报道显示:在6月7日放射源卡在了井口之后,“此后的几天里,附近群众看到不断有领导和专家赶到厂里,对这个厂子到底发生什么产生了好奇”,“7月16日,环保部工作人员带领专家来到辐照厂,还带来了两台机器人…专家们在酒店大厅里进行探查预演时,机器人陌生的面孔和‘咔咔’的动作引来了越来越多围观的群众,传言又一次悄然传播,‘看来事情很严重啊,不然怎么会派机器人来呢!’”,“7月17日,机器人处置发生障碍,厂区大门外围观的群众出现了骚动,各种猜测甚嚣尘上:‘辐射非常厉害,机器人进去就融化了!’还有人喊‘快跑,要爆炸了!’有的传言更精确到‘下午5点就要爆炸!’”

带有“辐射”敏感含义的项目,以及在处置放射源卡在井口时的异常举动,都会引发民众的恐惧心理,如果我们能将模糊不清变成清晰地披露信息,让权威媒体在与古老对手谣言的竞赛中,一下子就赢在起跑线上,杞县“集体出逃”事件就不会发生。

(陈晨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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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以锦

范以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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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1969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 1992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传媒》杂志2003中国传媒业“英雄榜”风云人物。入选南方周末2003年度“最具赞许传媒人物”。2005年度中国传媒年度人物。 退休后,于2006年出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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