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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左”的年代当报人,也在其后的改革开放大潮流中办报,经历了报业从禁錮到开放的大转折、大发展时期。

我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当记者时,为“文革”的中期。相对于“文革”前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乃至无休止的派斗、武斗而言,社会秩序相对平稳,因而我们才有可能毕业分配(5年的大学学制因“文革”拖了6年才毕业),进入报社工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毕竟“文革”还未结束,高层的“路线”斗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媒体当然也成为这种斗争的工具。

林彪事件发生后,报纸开始批“左”,过些时候又说形“左”实右,又批右了。邓小平复出,大抓整顿,报人深受鼓舞,大唱赞歌。过些时候,报纸又根据上头的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纸就是这样陷入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怪圈。当时有人说:“只要你什么都反对,或者什么都肯定,总是有对的时候。”我听到一位资深的报人自嘲:“我是根墙头草,风往哪里吹,我就往那里倒。”

凡经历了“文革”的报人,都深受“阶级斗争工具论”的祸害,一味强调为路线斗争服务,办报不讲真实性,“假大空”盛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对口径办报,主要是对“梁效”(“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的口径。那时,当记者无须深入采访,只要掌握好上头的精神就行了。想好观点,再套上事例。广东各地委、县委都有报道组,每个组有几人,多的超过十人。他们常派人将稿件送到报社,报社认为稿件未写好,他们便关起门来反复修改,一直改到报社认为符合上头精神了才罢休。为此各地、县轮流派人常驻报社招待所,等候报社用稿通知,有的还在招待所成立临时党支部。

那个时候,报纸只有四个版,文章又长,记者一个月能上一两条稿就算很优秀的记者了。报纸不能刊登广告,报社不讲经营管理、不讲经济效益。因此,那个时候不仅思想禁锢,也根本找不到让报人施展才干的平台。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报业发展最佳、报人最有作为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报人真正回归到报人的真实位置上来,中国报业从这里开始走过了四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冲破思想禁区,恢复办报的优良传统。        

被“文革”玷污的党报,在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清理了身上的污泥浊水,优良传统得以恢复。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报纸的主功能从“阶级斗争的工具”、为“阶级斗争”服务,转移到为经济建设服务上来。那些充斥版面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文章,在报上销声匿迹。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为经济建设大造舆论,已成了报纸的主旋律,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我们那时完全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不遗余力宣传三中全会政策,批评阻挠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的思想观念和错误做法。那时我在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站当记者,常在农村釆访,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强烈要求给生产自主权的呼声,与日俱增。当时正值冬种,我便写了一篇《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述评,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左”的倾向。见报后欢呼喝采者有之,严辞斥责者也有之。老百姓叫好,绝大多数干部叫好。然而也有人大兴问罪之师,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到报社,说我的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农民越来越难管了,农村工作越来越难做了。他当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长期以来农村工作包括耕种这类具体的农活,都是按“长官意志办”,种什么不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不仅农民说了不算,生产队长说了也不算,县里统一规划,公社督办,农村大队干部抓落实。当时有一种说法,只有三人会耕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有的说两人,因为许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这种做法也有抵触。三中全会之后有了中央政策的支持,农民要求生产自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了。报社领导了解情况,当然对那位公社书记的批判文章不予理睬。

当时对“大包干”的责任制很多人不通,有的人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两头通”、“中间梗塞”。也就是高层是通的,认识比较一致。另一头就是农村生产队长加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们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对“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肤之痛,他们对三中全会精神非常拥护,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而相当一部分地、县和公社领导思想是不通的。省里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责难之声不绝于耳。我至今仍记得关于农村实行农田“大包干”的争论。《南方日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些反面典型进行批评报道,当时报纸常出现的流行语就是“冲破禁锢,放宽政策”。但当时有些地、县、公社领导想不通,认为现在已够乱了,再放宽还得了。在省里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些人在会上责难《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放言“《南方日报》这回跑不掉了”,要“秋后算账”了。时任南方日报党委书记的丁希凌和另一位领导陈培(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在会上讨论时,理直气壮予以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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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对《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是支持的。1981年4月初,任仲夷到梅县地区调研,我随同采访。他一路走一路看,听干部汇报、与农民交谈,听到的几乎都是对生产自主权和“大包干”责任制的赞许声,他显得异常兴奋。他离开梅县地区前发表调研谈话时对农村的形势归纳为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他说,“顺心”,就是顺乎了群众的心意;“顺手” ,就是干部指挥生产顺当了;“顺路”就是顺社会主义之路了。我根据随同采访来的材料以及任仲夷的讲话精神,写了一篇通讯,标题就是任仲夷讲的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这篇通讯发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任仲夷谈话精神的传播对推动农村经济政策在广东的进一步落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以及因此引发的是是非非下了结论。

在这个阶段,办报人的精力几乎都花在采编业务方面,对拓展报业经济考虑不多,或来不及考虑。而且当时报刊不多,没有竞争对手,无危机感。报纸的多功能作用还没有很好发挥。

第二阶段:全面推进报纸改革,机关报创办的系列报大发展。

改革,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在全社会全面展开。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报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报人有了忧患意识,深感不改革不行。于是,报人不仅大力宣传改革,而且也从改革的大潮中吸取激情,推进自身的改革。既抓新闻改革,也抓版面改革,并大力拓展报道面。机关报的宣传报道在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报道为主的前提下,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扩版、出彩报、出早报,运用先进手段提高办报质量。

这时的办报人已经认识到,不能脱离整个报业发展孤立去谈办报,必须十分重视报业经济的发展和重视建立一支能适应报业竞争的采编队伍及经营管理队伍。办报人似乎多长了几个脑袋,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既抓报纸改革,也抓经营管理的配套改革。机关报在办好主报的前提下,将创办系列报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付诸实践,诞生了一批像《南方周末》这样的有影响力的报纸。到了90年代中期,国内报业市场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包括晚报在内的城市类报纸大行其道,经济效益达到了高峰。广告投放的地域性日趋明显,省级机关报普遍出现经营滑坡的形势,机关报一方面大力改善主报经营,另一方面抓住市场空档,适时推出都市类报纸,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时的都市类报纸是机关报在市场竞争中碰到了困境的背景下创办的,办报思路大胆创新,市场化程度高,被誉为开启中国报业一代风气的新时代新主流媒体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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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报业集团诞生,纸媒往产业化发展。

时代背景是: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出现新形势,一个个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决策不断出台。其后的几年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战略决策的出台,市场竞争升级了。

毫无疑问,报纸也被卷进了激烈竞争的漩涡中。精明的办报人明白,有竞争才能有进步有发展,而面对激烈的竞争,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和机制,是难操胜券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报业竞争已进入白热化,报业的扩张欲望也越来越大。继广州日报之后,1998年5月和7月,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相继成立。1999年11月,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正式挂牌。2000年后,中国报业集团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南方报业从成立报业集团的第一天起,就着手研究不太为人所关注的运行机制等问题,包括传媒产业资本运作方式。在这一阶段,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提炼总结了南方报业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迅速形成并确立了系统明确的多品牌发展战略及其运作机制。 2001年初《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探索一种报业发展的新的运行机制。经过慎重研究,选择了上海一家股份制企业作为融资的合作伙伴,将发行、广告等经营业务剥离出来,组建经营公司,成立董事会,试行经营者持股。21世纪经济报道以全新的、市场化的品牌理念来运营报纸。

21世纪经济报道创办不久,南方报业率先将品牌理念引进报业,正式宣布南方报业实施媒体多品牌发展战略,相继创建了“21世纪报系”、“南方周末报系”和“南方都市报报系”的组织运营结构,每个报系以一张报纸为龙头实施“龙生龙,凤生凤”的滚动发展模式,带动一批品牌媒体的发展。

当然各报业各有自己的新招。报业市场的竞争有三个层次:一种是打价格战、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低层次竞争;再者就是以规模、结构、效益为主的中层次竞争;第三种就是以资本、人才、品牌为主的高层次战略竞争。不少报业的经营已摆脱了低层次竞争,赢得了中层次竞争,并逐步提升到高层次的竞争上来。南方报业等报业逐步从三个方面转变观念,强化综合竞争力:一是从单一的新闻竞争转到塑造媒体品牌的竞争上来;二是从单一品牌的竞争转到媒体多品牌的竞争上来;三是从单纯的媒体品牌产品竞争转到品牌理念所延伸到的各个领域的竞争上来。

第四阶段:纸媒延伸、融洽到新媒体领域,形成大传媒战略。   

传统媒体受到新兴媒体的激烈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动整合共荣共存,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传媒业内部竞争的基本格局;传媒业将会出现全方位、多角度的变革,实现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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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报纸而言,起初利用新媒体、新技术主要是为自身报刊提升价值赢得竞争。报纸最初对网络等新媒体的态度是参与,因为担心被替代就搞起了网站,从报业集团内开了一个与网络对接的端口。这时的报业集团或报刊社的网站,是报纸下面的附设机构,采编人员并不认为它对报纸盈利有任何作用。随着一些门户网站的崛起,报业自办网络生存能力日益显得薄弱,报业集团就开始简单地利用起外部的强势新兴媒体增强影响力。比如《南方周末》的海外读者买不到报纸但能在网上读到文章,他们记住的往往不是哪个网站而是《南方周末》本身。这对报纸品牌影响力的贡献,是传统的发行手段达不到、创造不来的。事实上所有的报业集团和知名的报刊社,都已经拥有自己的网站,很多同行还在努力探索报业新闻信息移动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在利用外部力量的同时,报业也在培育自已的新媒体项目,这些项目的主要职能,是为提升报纸竞争力服务。    随着新媒体项目在报业的兴起,报业集团也就逐渐发展成为传媒集团,可以为报刊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动整合提供更好的平台。但是,从利用到运用、从参与到掌握,都需要一个过程。从报业集团到传媒集团,关键是要能够实现自己的多元化媒体发展,使跨媒体互动整合成为集团内部变革创新的主题。作为报业要真正赢得媒体竞争优势,报业就要把核心业务从版面的制作、报纸的出版,提升到适时、互动、个性化的新闻和相关信息内容的创造上来。报业如果把核心业务放到新闻内容和新闻相关信息的创造上,那么网络和移动传播就不是报纸的替代品,而是新闻传播价值链的下游。针对同一新闻事件做出不同形式、不同侧重点的内容,就是内容创造。如果给网络移动提供的内容,都是在报纸上已经采用的新闻信息,这些内容是否完全适合网络和手机上传播,只有观众、网民和手机用户才知道。许多报业已经认识到,没有专业创造的内容,是没有竞争力的。

网络和手机传播,要有别有于报纸的内容创造,就要进行报道业务流程再造,改革原来采访写稿的习惯,现场发稿、滚动发稿是报业记者必须具备的生存技巧。而报业传媒集团要获得内容创造的优势,就必须构建统一的新闻信息数字化处理平台,将优势的内容资源进行整合,将原来仅供报纸版面的新闻内容编辑延伸成为多种传播形态的新闻产品。这个平台国外有的叫“超级编辑部。2005年,我在一次演讲中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新闻数码港”。现在有些报纸的采编、出版机构已转变为专业的新闻和相关信息内容的提供机构,不再单纯为报纸的版面而采集、编制新闻信息,而且一有重要新闻就即时发稿,不断滚动更新。

随着大传媒战略的实施,报纸将借助新技术在创新中提升自己,报业创办的新媒体也将依托传统报纸新闻原创能力强的优势,办出其特色。报业的未来前景是光明的,但大传媒战略的目标能否实现,有赖于体制的创新。我们期待,传媒业及相关部门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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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以锦

范以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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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1969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 1992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传媒》杂志2003中国传媒业“英雄榜”风云人物。入选南方周末2003年度“最具赞许传媒人物”。2005年度中国传媒年度人物。 退休后,于2006年出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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